个体作家的生存状态

当个体演员、个体导演、个体制片人、个体音乐人、个体模特儿等悄悄出现并逐渐被社会所接受时，当今文坛又悄然出现了与之相似的“个体作家”现象。有的报刊也把“个体作家”称之为“职业作家”、“自由作家”或“自由撰稿人”。

个体作家不同于专业作家，“单位”在他们那里彻底消解打碎了，他们没有“单位”提供的生活保障，他们的创作始终处于边缘状态。本文所述的个体作家，主要是指以创作纯小说为主的撰稿人。

个体作家大都是不甘心在繁缛的公务中消磨掉自己的精神追求，毅然辞去公职，专事写作，在稿纸与书籍之间获得空前的自由。此举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。他们以一种比较冷清、孤寂的生存方式生存于喧嚣与浮躁的世事中。他们以常人难以存在的勇气，坚韧地守护着生命的艰难与写作的浪漫。他们用写作这种方式来呵护尚未荒芜的精神家园。他们把自己置身于广阔的精神空间中，天马行空，自由自在。他们是现代的隐士，都市里的修炼者。他们以写作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。

最早也最著名的个体作家当数王朔，他是中国当代文坛上一位极具影响力和知名度的优秀青年作家，是一位人们公认的“畅销书作家”，也是一位靠写作发家致富的个体作家。他作品里众多当代都市青年形象和故事情节曾在80年代中后期风靡全中国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根据他的小说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，几乎每一部都获得了成功。去年，他创作于80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《玩的就是心跳》也被翻译成英文本在美国上市，王朔被《纽约时报》书评誉为“90年代最具娱乐价值的冷硬派”。封笔数年的王朔今年春天又“卷土重来”，由华艺出版社推出他经过数年沉寂与积累之后的长篇小说《看上去很美》，这一部写给成年人看的儿童故事，依然有着王朔独有的才情，有人说这部作品的视角和语言显示王朔超越了自己。

王朔之外，还有一位著名的个体作家，那就是王小波。王小波从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任教，1992年4月从人大会计系辞职，1997年4月11日因突发性心脏病去世。他一直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生活和写作小说及杂文。王小波辞职，并不是为了名和利，而是为了纯粹的写作。辞职以后的5年，是王小波一生中精神最为愉快、创作最为丰富的一段时期。他的“时代三部曲”《黄金时代》、《白银时代》、《青铜时代》在读者中有较大的市场。《黄金时代》和《未来世界》还先后获台湾《联合报》中篇小说大奖，他的唯一一部电影剧本《东宫·西宫》获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奖，《东宫·西宫》入围1997年戛纳国际电影节，王小波成为在国际电影节为中国拿到最佳编剧奖的第一人。

不久前，另一位个体作家古清生异军突起，一本《漂泊北京》在文坛上火了一把。1994年古清生辞去公职，抛妻别女，扛着一台286老爷电脑从湖北一座小城进京闯荡，完全凭稿费为生。经过4年的卧薪尝胆，他的名字和作品终于在作家多如牛毛的北京打响，稿费越来越多，不仅配备了手机和笔记本电脑，还攒下了一套房子，将妻女从武汉接到北京团聚。今年他推出的长篇小说《追杀索罗斯》很是引起一阵热潮。

个体作家主要生存在北京、上海、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。如南京的韩东、朱文、吴晨骏、赵刚，上海的卫慧、棉棉、赵波，他们几乎都是在六、七十年代出生，在90年代登上文坛的一批年轻作家；而现居北京的余华、林白等个体作家在文坛早已是大名鼎鼎；去年初，先锋作家北村在结束了长达3年的漂泊生活之后又回到福州，辞去了《福建文学》的编辑职务，专事写作，也成了一位完全靠稿费为生的个体作家。

近年来以系列中篇小说《谁开的门》等在文坛渐露峥嵘的广西文坛“三剑客”之一的青年作家鬼子，3年前他供职的大型纯文学刊物《漓江》因为发行量太少亏损太大被迫于去年上半年停刊，随着《漓江》的停刊，他也加入到个体作家的行列；而广西文坛“三剑客”之二的青年作家李冯，因与韩东、朱文、鲁羊等相识并成了朋友，这种相互作用的“文学场”对他的影响至关重要。5年后他辞职远赴北京专事创作，也成了一名自由的个体作家。关于辞职写作，他已经写了一篇尽可能感性的短篇小说《一周末》发表在《山花》上。李冯真正浮出文坛渐露头角也是客居北京的几年。

在这些个体作家中，还有制造了新闻效应的珠海的吴长缨（笔名蓝天）和深圳的缪永。吴长缨曾出资4万元在去年5月10日的《羊城晚报》头版为其20万字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《欲望船》做整版的广告，叫价30万元寻找有实力的出版商。《欲望船》后被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看中并推出，首版5万册全部批发出去，销势还不错。而缪永去年7月在《北京青年报》和《中国图书商报》为其36万字的长篇小说处女作《我的生活与你无关》自费刊登广告，开出48万元的高价寻找书商，现该书已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这两件事，给文坛不小的震动。以广告方式亲自为自己的作品叫卖宣传，这在当代作家的文学活动中，当属首次。看来，个体作家的写作才华不容忽视，其前卫的市场意识和敢于为自己作品叫价的勇气，也值得借鉴。

这些个体作家辞去安稳的工作，主要是为了集中精力，有充足的时间进行创作。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出版业的蓬勃发展，客观上为作家的“职业化”提供了一定的条件。完全职业化的写作者的出现，应该说是大势所趋。但是，写作是否能够维持生计呢？生活无着是写作的动力，还是写作的障碍？因为他们都没有固定的工资收入。

毕业于山东大学哲学系的韩东如今稿约很多，完全靠稿费生活已经不成问题。韩东说：“现在这样的一个时代，要养活自己其实是很简单的事情。我现在的生活很好。我辞职前准备了一两年的生活费，后来到广东作协文学院应聘两年，又在一个朋友的公司里挂名，他给我发工资。面包是容易有的，重要的是获得一种心灵的满足。”

1967年出生的朱文辞去公职成个体作家后，每天都保持一定的写作量。他的“新状态”小说代表作《我爱美元》曾一度在文坛引起争论。朱文说：“我以前在工厂工作，觉得没意思，就走了。就像现在这样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。当然，现在也不能说活得很好，问题在于你过的是一种什么层次上的生活。”

毕业于东南大学动力系的青年作家吴晨骏说：“我原来是电力工程师，1995年时辞职了。其实没什么，就是时间上的事儿，因为写作与工作很难两全。大概理想主义伴随了整个过程吧！写作维持生活很紧张，也就是一点儿稿费，我现在租的是一居房，很难。不过，我还是不想成为专业作家，很穷的时候我宁可干点儿体力活，比如给人送货什么的。”

1971年出生的北京青年个体作家丁天说：“我一个月的基本消费不到150块钱，主要用于买烟和买书，过得很节省。靠写作是不可能养活自己的。所以，我偶尔也去打零工。甚至干过在居民楼开电梯的活儿。”丁天把写作当成一种很崇高的工作和一种理想。

现居北京的余华说：“以写作为生，在维持生活上我感觉还可以。主要看作家如何面对这一现实。有些作家只想写小说，其实，也可以接触影视；或是只局限于内地，其实，也可以在台港出繁体字本，可以翻译成多种文字。这样一本15万字左右的作品，养活一个作家四五年的时间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世界还是很大的。辞职前后，我没觉得有什么变化，心态是一样的。几百元的工资不起太大的作用。主要还是社会的发展，给我提供了更多的机会，比如影视等。对于一个优秀的作家来说，放在什么位置上，并不重要，关键在于人的自身，就是要在写字台前不断地写。”

现居北京的李冯在一篇名为《辞职与写作》的创作谈中说道：“辞职与写作间没有必然的联系。所以，很难笼统地说辞职对于写作是好还是坏。在我认识的比较好（最好的在目前不存在）的作家中，有的是辞职以后才写作，有的是写着辞，还有的根本就不辞。就我而言，辞职与写作间是一种自然的关系。我辞职的时候，原先好几位朋友都早已辞了。他们的日子过得不错，写得也还可以。重要的是写作，每个人的写作都是个体的。辞职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你必须能生活下去，其实这也是写作的必要条件。只要不是白痴，不是彻底的懒汉，至少在北京可以挣到足以维持生活的钱，甚至还可以挣更多的钱。”

个体作家是否能够挺得住

众所周知，在现代文学史上，不少传世之作正是出自于当时的职业作家。海派文学的繁荣，与二三十年代上海的亭子间里仅靠写诗文谋生的一大批作家的存在，有着不小的关系。圈内人士一致认为，尽管目前对这些个体作家的作品下结论为时尚早，但他们在克服写作的惰性与封闭性上，有着可贵的努力。他们与那些所谓的“自由撰稿人”亦有所区别，在“自由撰稿人”眼里，稿费是唯一最重要的；稿费对个体作家来说同样重要但不是唯一的，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自由，与那些衣食无忧却写不出东西的专业作家相比，个体作家更接近生活和苦难，更具备大家的条件和气质。当年的沈从文、艾芜都有过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，因为漂泊，才有了他们笔下最美丽哀婉的乡愁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在不久的将来，领中国当代文坛风骚的将是这些既不媚生活也不媚权贵的个体作家，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开始给文坛带来了新的文学特性和冲击力。目前，他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时间，更多的是需要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永恒持久的耐心。

但是，也有不少人对这些个体作家的前景表示了担忧。与收入丰厚的个体演员相比，这些全靠从笔下“讨生活”的个体作家，大多数生活比较艰难。因为目前的稿酬制度并不能够给完全职业化的作家以可靠的保障。因此，还不能确定当前这些个体作家到底能坚持多久。生存环境的不稳定，会令这批作家队伍发生分化。因为已有一些作家表示不想再当“个体作家”，愿意再找个文化单位供职，这都体现出一种矛盾。

当然，如果个体作家趋势的走到了路的尽头，就意味着当代文学失去了一种尚未完全实现的可能性。也许，这将是当代文坛一个不小的损失与遗憾。世界本来就是绚烂多彩的，多彩才会绚烂。文坛也同样如此。